一、主觀方面：無非法占有目的的辯護要點
1.從行為表現推斷主觀目的
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行為人的行為表現是推斷其主觀目的的重要依據。如果行為人在接受請托后，積極采取行動為請托事項奔走，努力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這通常表明其具有履行承諾的意愿，而非以非法占有財物為目的。在某案中，被告人王某接受請托人李某的委托，為其辦理子女進入某重點中學的入學手續。王某在收到李某支付的 “辦事費用” 后，積極聯系學校的相關工作人員，了解入學政策和流程，并多次與李某溝通辦事進展情況。他還親自前往學校，為李某的子女提交入學申請材料，并參與了學校組織的面試等環節。盡管最終由于各種客觀原因，李某的子女未能成功入學，但王某的積極辦事行為充分顯示出他在主觀上并非企圖非法占有李某的財物，而是真心實意地想要為李某解決問題。
事后的行為表現同樣對判斷主觀目的具有關鍵作用。如果行為人在請托事項未辦成后，主動與請托人聯系，說明事情未能辦成的原因，并積極退還所收取的財物，這強烈表明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相反，如果行為人在請托事項未辦成后，采取躲避請托人、拒不退還財物等行為，則可能被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2. 經濟狀況與主觀目的關聯
行為人的經濟狀況是判斷其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主觀目的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它能夠從側面反映行為人收取請托財物的真實意圖和動機。
如果行為人在接受請托時經濟狀況良好，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和充足的資產，且沒有面臨重大的經濟困境或債務壓力，那么其收取請托財物用于非法占有的可能性相對較低。相反，若行為人經濟狀況不佳，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如身負巨額債務、資金鏈斷裂、生活陷入困境等，此時其收取請托財物后，將財物用于解決自身經濟問題，而未用于請托事項，那么就容易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行為人的經濟狀況并非判斷其主觀目的的唯一標準，不能僅僅因為行為人經濟狀況不佳就直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還需要綜合考慮其他因素。
此外，行為人的經濟狀況在請托過程中的變化也可能對主觀目的的判斷產生影響。如果行為人在接受請托時經濟狀況正常，但在請托過程中遭遇突發的重大經濟變故，如企業破產、重大疾病導致巨額醫療費用支出等，從而影響到其對請托財物的處置和辦事行為，此時需要具體分析經濟狀況變化對其主觀目的的影響程度。
二、客觀方面：無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
1. 行為人的真實能力與關系的認定
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準確認定行為人的真實能力和關系是判斷其是否構成詐騙的關鍵環節。如果行為人確實具備一定的辦事能力或擁有真實可靠的關系，且這些能力和關系與請托事項具有關聯性，那么就不能簡單地認定其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
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準確判斷行為人的能力和關系并非易事，往往存在一些模糊地帶和爭議點。例如，行為人可能對自己的能力和關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夸大，但并非完全虛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綜合考慮夸大的程度、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以及請托事項的實際辦理情況等因素。如果行為人只是在合理范圍內強調自己的優勢和可能性，且在后續辦理過程中積極履行承諾，那么這種夸大行為可能不構成詐騙；但如果行為人夸大其詞，使請托人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且在辦理過程中敷衍了事，沒有真正付出努力，那么就可能被認定為虛構事實。
此外，行為人的能力和關系還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而發生變化，這也增加了認定的難度。在請托事項辦理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政策調整、人事變動等不可預見的情況，導致行為人原本具備的能力或關系無法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分析行為人是否及時將這些情況告知請托人，以及是否采取了積極的補救措施。如果行為人在出現問題后能夠如實相告，并盡力尋找其他解決辦法，那么就不應認定其存在隱瞞真相的行為；反之，如果行為人故意隱瞞情況，或者在明知無法辦成事的情況下仍然拖延、敷衍，請托人，則可能構成詐騙。
2. 請托事項本身的正當性與可行性
請托事項的正當性和可行性是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請托型詐騙的重要因素，它們對案件的定性和辯護策略的制定具有關鍵影響。
正當的請托事項通常是指符合法律法規、社會公德和公序良俗的事項，如合法的商業合作、正當的權益維護等。在這些情況下，行為人如果具備相應的能力和資源，且積極履行承諾，即便最終未能辦成事，也不應輕易被認定為詐騙。
相反，若請托事項本身不具有正當性，如通過行賄、非法手段謀取不當利益等，那么這種情況下的請托行為本身就違反了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在這類案件中，即使行為人確實采取了一些行動，也不能簡單地排除其詐騙的可能性。在某案中，李某為了使其涉嫌犯罪的親屬能夠逃避法律制裁，委托張某通過 “找關系”“送錢” 等非法手段來干預司法案件的處理，并支付了高額的 “辦事費用”。張某在收取費用后，雖然聲稱已經聯系了相關人員，但實際上并未采取任何合法有效的行動，且在事情敗露后拒絕退還費用。在這個案例中，由于請托事項本身違法，李某和張某的行為都違反了法律規定，張某的行為構成請托型詐騙，而李某的行為也可能涉嫌行賄罪。
請托事項的可行性也是判斷行為人是否構成詐騙的重要依據。如果請托事項在客觀上根本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而行為人卻聲稱能夠辦成，那么就很可能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在 [具體案例] 中，王某聲稱自己可以幫助趙某的孩子以低于錄取分數線的成績進入某知名大學，并收取了趙某一筆巨額 “辦事費用”。然而，根據該大學的招生政策和錄取規定，低于分數線錄取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王某的行為明顯是虛構事實，騙取趙某的財物，構成請托型詐騙。
在某些情況下，雖然請托事項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各種客觀原因導致最終未能辦成，此時需要綜合考慮行為人的行為表現來判斷是否構成詐騙。如果行為人在辦理過程中積極努力，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且在事情未辦成后能夠及時告知請托人并積極協商解決方案，那么就不應認定為詐騙；反之，如果行為人在辦理過程中消極怠工，或者在事情未辦成后逃避責任、拒不退還財物，則可能構成詐騙。
三、證據層面：證據不足的無罪辯護要點
1. 關鍵證據缺失或存疑的情形
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關鍵證據缺失或存疑的情形屢見不鮮，這些情況往往對案件的定性產生重大影響。
款項交付證據不足是較為常見的問題。在一些案件中，由于款項交付可能通過現金進行，或者雖通過轉賬但缺乏明確的備注說明款項用途，導致難以確定款項的性質究竟是請托費用還是其他經濟往來。在某案中，被告人張某與請托人李某之間的款項交付僅有口頭約定，沒有任何書面協議或收條。李某稱其向張某支付了 50 萬元用于辦理子女入學手續，但張某則辯稱該款項是雙方之間的借款，并非請托費用。由于缺乏關鍵的款項交付證據，無法確鑿證明該款項與請托事項的關聯性，使得案件的定性陷入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辯護律師可以強調證據的不足，指出公訴機關未能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款項的性質和用途，從而對指控提出質疑。
證人證言不可信也是關鍵證據存疑的常見情形。證人可能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如與當事人的利害關系、記憶偏差、誘導性詢問等，導致其證言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受到質疑。
書證的真實性和關聯性存疑同樣不容忽視。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書證如合同、協議、短信、郵件等往往是重要的證據。但這些書證可能存在偽造、篡改的情況，或者與案件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不明確。此外，一些書證雖然真實存在，但與案件的關聯性不強，不能直接證明被告人構成請托型詐騙。在有些案件中，公訴機關提供了被告人與請托人之間的一些短信記錄，但這些短信內容大多是關于日常交流和一般性的事務討論，無法從中明確看出被告人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以及非法占有的目的。在這些情況下，辯護律師應仔細審查書證的真實性和關聯性，通過申請鑒定、提供相反證據等方式，對書證的證明效力提出挑戰。
2. 證據鏈條不完整的法律后果與辯護策略
證據鏈條不完整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具有嚴重的法律后果，它直接影響到案件能否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達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這要求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排除合理懷疑。在請托型詐騙案件中，如果證據鏈條存在斷裂，就無法確鑿地證明被告人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以及具有非法占有請托人財物的目的，從而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在某案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陳某以幫助請托人辦理工作調動為由實施詐騙。然而，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雖然有證據證明陳某收取了請托人的財物，但關于陳某虛構辦事能力和關系的證據卻存在缺失。僅有請托人的陳述稱陳某聲稱自己與某單位領導關系密切，能夠辦理工作調動，但沒有其他任何證據，如證人證言、短信記錄、通話錄音等，來佐證陳某的這一說法。此外，對于陳某是否將收取的財物用于個人揮霍或其他非法用途，也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僅有一些模糊的資金流向記錄，無法明確證明財物的最終去向和用途。在這種證據鏈條不完整的情況下，法院最終認為公訴機關指控陳某犯請托型詐騙的證據不足，判決陳某無罪。
針對證據鏈條不完整的情況，辯護律師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辯護策略。對指控證據進行全面、細致的質證是關鍵。辯護律師應仔細審查每一項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和漏洞。對于證人證言，要關注證人的資格、證言的獲取方式是否合法、證人與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利害關系等因素，通過交叉詢問等方式，削弱證人證言的可信度；對于書證，要審查其來源是否合法、內容是否真實、與案件事實的關聯性是否緊密，如有必要，可以申請對書證進行鑒定，以確定其真實性。
提出合理懷疑也是重要的辯護策略之一。辯護律師可以根據案件事實和證據，提出各種合理懷疑，使法官對公訴機關所構建的證據鏈條產生質疑。懷疑請托事項未辦成可能是由于客觀原因而非被告人的主觀故意，或者懷疑請托人與被告人之間的款項往來存在其他合理的解釋，并非是基于詐騙的目的。
申請法院調取新證據或重新鑒定也是可行的辯護方法。如果辯護律師認為存在對被告人有利的關鍵證據，但該證據未被公訴機關收集或未在庭審中出示，或者對某些已有的證據存在疑問，需要進一步核實，可以向法院申請調取新證據或重新鑒定。申請調取請托人與被告人之間的其他通信記錄、資金往來明細等，以全面了解雙方的關系和款項用途；對于有爭議的書證或物證，申請重新鑒定，以確定其真實性和關聯性。